从成年社会进入到老龄社会要多久？美国经历了69年，号称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历经了85年，法国甚至用了漫长的125年才进入老龄社会，而中国仅仅用了18年就从成人国进入了老人国。这是记者日前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得到的数字。目前我国9个人里有一个老年人，而到了2050年每3-4个人里就会有一个老年人。

    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问题就更为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蒋洪教授对记者指出，两年前曾经有人大代表组织了三个调查组深入除台湾以外的其他省份的农村地区调查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结果调查出来的数据让人非常惊讶，调查的结果显示农村的很多老人都处于老无所依的状态。当时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是为了呼吁中华民族的孝道美德，蒋洪教授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讨论。

    “尊老爱老是家庭内部的伦理责任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问题。”蒋洪指出，现在农村养老主要有三条途径。首先是家庭养老，这是农村养老的最主要形式，90％以上的家庭目前是通过这个途径养老。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个途径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子女的人数越来越少，因为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以前那样几个子女养老的情况很少见了；其次是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在增加。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子女的养老压力无疑在增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到城市，一些老人的子女已经不在他们身边，这是农村养老所面临的最大的时代命题；此外，年轻一代的农民在生活和就业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弘扬孝道，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子女想尽孝心，在很多情况下他也力不从心。就比如那些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他们自己已经够辛苦的了，还要养育下一代。何况他们还背井离乡，想尽孝心也是鞭长莫及。这就是家庭养老的现状。”蒋洪这样认为。

    农村养老的第二个途径是集体养老。蒋洪教授认为，目前乡村集体组织的力量比较有限，因为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就是比较低的，集体组织的财力因此也要受到影响，现在只能为那些孤寡老人提供养老。一方面集体养老的保障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它的覆盖范围只有乡村老人的5％，照顾的面比较狭窄。所以这个途径的作用也有限。

    农村养老的第三个途径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马志伟认为，现在的农村养老保险还存在一些问题，集中体现为政府缺少投入和资金的扶助，农民不仅要 “自己养自己”，还要养活农保机构及其人员。蒋洪委员也认为，农村的养老保险是以缴款为前提的。这个办法对农村的年轻人来说是比较可行的，因为他们还年轻，还有劳动能力和缴费能力，到了晚年想要颐养天年不成问题。但是蒋洪委员也强调， “对于那些当前的老年人来说，因为已经丧失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那么这个缴费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光拷问一些子女的良知和谴责他们的不孝于事无补。”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马志伟委员认为，应该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订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改变过去完全靠个人账户积累，没有待遇调整，待遇一经领取终生不变，难以长期保障参保人员基本生活的问题。公共财政应该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降低农民参保门槛。农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人员和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马志伟还认为，应该优先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在征地环节一次性建立基本保障，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蒋洪委员则认为，应该给农村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发放1000块钱的基本生活补助，政府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否则在近一二十年当中有一些老人注定要在不理想的状态当中度过余生。这1000块钱基本上能够满足他们的简单的生活需求了。这么做可行的理由有三个，第一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第二是尊老爱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美德，而政府在这方面正可以作为全社会的楷模；第三，这些人在青壮年的时候为国有资本的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农村支援了城市很多年，现在我们的社会财富增长到了一定的规模，就应当回报他们当年的风险，这不是救济，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现实的问题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要花多少钱。根据蒋洪的测算，大概每年需要600亿，这600亿从哪里来，蒋洪委员认为可以从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的厉行节约上来，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